用仿制替代的办法，微创医疗支架价格只有进口支架的三分之一，凭借这样的价格优势，公司成功挤占了强生、波科等海外医疗企业的市场份额。

作为微创医疗的创始人，花甲之年的常兆华为何如此热衷于分拆上市？面对着母公司连年亏损的经营业绩，他能否用手上这一大把的上市公司，兑现微创“万亿市值基因”的潜力？

1999年，微创医疗推出中国第一根PTCA球囊扩张导管，一年后做出了中国第一根冠脉裸支架，2004年，中国第一根冠脉药物支架Firebird火鸟同样出自微创之手。

之所以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和更好的生活条件，是因为常兆华看到国内医疗器械落后的现状。

究竟是依靠多元化业务和资本助力熬过漫长的研发期，还是在反复拆分的资本游戏中星落云散，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。

此前一直因不搞资本运作而受到批评的常兆华，对待资本的态度为何发生了转变？分拆子公司上市，能帮其解决什么问题？

2020年11月5日，国家冠脉支架带量采购结果公布，冠脉支架均价从1.3万元被压低至700元，平均降幅达到93%。

然而，集采还是如期而至，微创冠脉支架首当其冲。

价格的大幅压缩，让医疗器材企业在单一业务在市场渗透率变高的同时，却要面临营收、净利双降，伴随着集采的常态化，微创拆分子公司的行动也越来越频繁。不只是微创，实际上自集采落地以来，已经有包括长春高新、乐普医疗、威高股份、华兰生物等数十家医药企宣布拟分拆子公司上市。

与今日浦东的繁华景象相比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浦东张江更像是一个农田跟河道交织的大农场。

1998年，上海浦东张江来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——35岁的常兆华在美国顶尖的医疗器械公司担任研发副总裁一年多以后，选择回到中国，在郭守敬路的一个小厂房开启本土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探索。

2020年，微创医疗净亏损达1.91亿美元，在2021年扩大至2.76亿美元，今年中报又是录得1.98亿美元的亏损。创新研发需要钱，拓展产品管线也需要钱，一个接一个分拆出来的子公司，却成了微创医疗“养不大的孩子”。

心脏支架让微创医疗名声大噪，常兆华的野心更大了。

在2017年的两会上，常兆华提出“缓行或审慎推行医用耗材两票制”，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，他再次就“缓行或审慎推行医用耗材两票制”等提出6项专门提案。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他继续建言，暂停高值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试点。

产品管线上，微创医疗全面对标美敦力。

他的创业思路非常简单：先仿制国外器械，再逐步进行自主研发。于是，尽管常兆华并不懂心血管支架技术，也没有太多销售方面的经验，却还是很快就推出了产品。

过去几年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常兆华，一直为暂缓高值耗材集采极力奔走。

微创机器人资方则包括高瓴创投、CPE源峰、科创投集团、国新科创基金。首轮融资后，微创机器人估值就达到225亿人民币，上市后市值一度超过五百亿。在微创机器人的招股书中也写道：“研发成本将持续增加，在可见的未来内，公司或将继续产生经营亏损，但这并不妨碍市场对其估值。”

常兆华给自己五年时间来试错。

此外，骨科、心律管理、外科医疗器械等业务也是亏成一片。当国内集采大幅压低行业天花板，微创加紧利润率更高的海外市场寻求机会的尝试，但这也意味着在研发生产和渠道布局上的巨额的前期投入，叠加过去两年疫情对全球的影响，开拓海外市场的种种努力反而成为拖累业绩的关键因素。

当时，尽管微创伤技术在欧美发达国家手术中已经非常普及，但是摆在中国患者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：要么花费国外患者数倍的费用获得挽救生命的机会，要么放弃更好的治疗方案。

分拆耗资巨大的子公司上市，也避免了单一业务线拖累集团整体业绩。事实上，在分拆的上市公司中，只有心脉医疗能够提供稳定的利润，其余几家依然在借资本养公司的阶段，商业化盈利之路依然任重道远。

医疗研发需要长周期，在试错过程中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。而微创医疗的利润根本无法支持自己多条并行研发管线。微创对海外公司和研发中心的投资收购，也牺牲了短期的现金流。在新产品孵化的进程中，微创便想方设法通过拆分上市的办法，在资本市场为各个产品线融资，来支持研发管线的顺利运营。

带量采购意味着利润的大幅压缩，对于高值耗材来说，这种换取市场份额的方式并不划算。